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原则、内容及实施路径
刘水静;李智伟;中华文明在五千多年历史演进中孕育形成的系列文明标识，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系统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不仅能够生动展现中华文明的丰富形态与历史纵深，更有助于在新时代增进文化自觉、坚定文明自信，为推动文明传承创新、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注入持久动力。新时代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应坚持科学性与价值性、历史性与时代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简洁性与深刻性的有机统一，聚焦文化标识、科技标识、生活标识、生态标识、交往标识等核心内容，统筹推进学理研究、宣传教育、数字赋能、对外传播，在守正创新中系统呈现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和时代风采，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有力支撑。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法治化的逻辑理据、建制成效与实践路径
阮一帆;沈茹;法治化是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常态化开展的重要保障，是适应新时代民族工作要求、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从《深化新时代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指导纲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制度演进，集中体现了这一法治化进程，标志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从政策引导、实践规范上升为国家意志、法律责任和治理要求。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核心的相关法律规范，进一步明确了这一教育的法律地位、主体职责和内容体系，为教育实践提供了制度依据、科学指引与行动标尺。新时代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需要坚持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与秉法执法相统一，涵养法治思维、规范法治行动、保障法治运行，推动各类教育主体与治理主体协同发力，引导全社会在法治轨道上不断增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持续夯实民族团结进步的思想基础和法治基础。
情感型政党：一种中国共产党政党类型的认识路径
李华;王刘怡;中国共产党作为现代政党中最先进的政党，既具有政党组织的一般特征，也呈现出丰富的情感特质。情感是认识马克思主义政党气质的重要维度，中国共产党作为情感型政党，表现为人民情感、国家情感、党内情感和世界情感相统一的多维面向。情感型政党生发于党的初心使命，在具体实践中表征为情感表达与制度建设的协同推进，并通过情感凝聚起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强大力量。深刻阐释中国共产党作为情感型政党的内在特质，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共产党独特优势的理论认知，拓展政党类型学研究的理论视野，从情感角度丰富和深化对党的理论与实践的阐释，探索新时代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有效路径。
中国共产党规划领导力的生成逻辑、运行机理与维系路径
卢爱国;曹阳;中国共产党规划领导力是驱动国家长期发展战略持续实施并取得卓越成效的核心能力。在全球普遍面临“规划失灵”挑战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规划领导力展现了中国在保持战略连续性与执行韧性方面的独特优势。中国共产党规划领导力的生成，源于使命型政党的理论自觉与组织奠基，在长期执政实践中不断演进，并最终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完成结构锚定。中国共产党规划领导力的运行依托于“动力引领、组织传动、资源协同、调适保障”的闭环机制，实现高效转化。中国共产党规划领导力的维系依靠价值内化、系统韧性与代际传承的协同路径，得以持续巩固。新时代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共产党规划领导力的内在逻辑，对于揭示中国发展奇迹的深层动力、应对全球“规划失灵”挑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育人价值及其实现
葛士新;中华法系作为世界法律文明史上独树一帜的法律体系，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法治智慧与文明积淀，是构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重要文化根基。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文化强国建设的伟大历史交汇点，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礼法共治、民本思想、无讼理念、慎刑思想、平等观念、恤刑原则等精髓要义，既是对中华法系独特价值取向的赓续传承，也是推进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内在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育人资源与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在价值目标、功能定位与精神内核上具有高度契合性。为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资源从“传统”到“现代”的深刻转化，可从搜集知识素材、创制知识单元、固化知识印象三维度构建多层次、协同化的实践进路，以激活传统法律文化的生命力，使其真正服务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推进农村社区建设
徐勇;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点和平台。农村社区建设不仅是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更是农村基层社会及其管理体制的重建和变革。当下要建设的农村社区不是以传统自然村落为基础的文化共同体,而是能够不断满足人们日益丰富的社会需要,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现代社会生活共同体。在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必然要创新农村基层管理体制。由自然村落制度到社队村组制度,再向社区制度转变,可以整合资源,完善服务,实现上下互动、城乡一体,并建构起政府公共管理与社区自我管理良性互动,公共服务与社区自我服务相互补充的新型制度平台。
从分散治理到协同治理:社区治理多元主体及其关系构建
胡小君;社区治理作为微观层面的社会治理,有协同治理的内在要求。当前,城市社区的治理已呈现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状态,其中社区内设立的有执政党基层组织、居民委员会、物业管理机构、业主委员会、居民活动团队等,社区外介入的有上级党政机关、群团组织、社会组织、驻区单位、共建单位等。当前,多元主体在社区治理实践中处于总体分散、局部协作的状态。推进社区从分散治理向协同治理转变,需要确定社区治理体系中的枢纽型组织,由社区党组织和居民委员会交叉任职形成的党—居一体化组织具备了充当枢纽型组织的基本条件。在社区治理创新实践中,党—居一体化组织通过组织渗透和组织协调两种路径引导多元主体构建协同关系。党—居一体化组织应充分借助社区党员网络以及与上级党政机关的特殊联系,不断增强开放性、民主性、渗透性,推动社区协同治理的形成。
网络虚拟财产权债权说之坚持--兼论网络虚拟财产在我国民法典中的体系位置
王雷;网络虚拟财产的财产性和重要性提供了对其民事权利化的正当理由。司法实践中对网络虚拟财产法律纠纷进行利益协调的价值判断方法显示对网络虚拟财产法律纠纷的法律制度支持足够充分。网络虚拟财产权物权说和债权说的争议是与民法规则的设计或适用不直接相关的纯粹民法学问题,且属于纯粹民法学问题中的解释选择问题。网络虚拟财产权债权说更易于与债权、物权的既有通说观点相协调,解释成本较低,网络虚拟财产权债权说还能就网络虚拟财产司法实践中安全保障义务的解释论的完善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持。我国民法典总则编应该将网络虚拟财产确定为民事权利的客体,民法典继承法编应该将网络虚拟财产明确规定为遗产的范围。
股权激励强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A股上市公司为例
倪艳;胡燕;随着我国资本市场更加完善,股权激励相关制度保障措施更加健全,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股权激励作为中长期激励的工具来降低委托代理成本,使员工与企业的长期利益保持一致,从而实现降低管理成本、提升企业价值的目的。选取我国2016—2018年成功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507家A股上市公司样本,对股权激励强度与公司绩效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股权激励强度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与限制性股票相比,股票期权的激励效果更优;在实施股票期权的企业中,企业绩效随股权激励强度的增加而显著提高,限制性股票模式下二者关系不显著;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股权激励强度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变化更加敏感;随着上市时间的增加,股权激励强度与企业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逐渐显著,上市时间对二者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为了降低企业管理成本,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需要合理设计股权激励方案中的激励要素,并根据企业自身特点慎重选择实施股权激励时机,这有利于企业用好股权激励这一长期激励工具。
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法律地位与民事责任
杨立新;韩煦;修订后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4条规定了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民事责任。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作为一种新型的民事主体,既不同于买卖合同中的卖方,也不是柜台出租人或居间人。当网络交易平台的提供者向消费者事先作出更有利的承诺,或当其不能向消费者提供交易平台上的销售者或者服务者真实的名称、地址和有效的联系方式时,应当承担附条件的不真正连带责任;当其明知或者应知销售者或者服务者利用其平台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却未采取必要措施时,与销售者或者服务者构成共同侵权行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中国党政干部晋升的政绩型体制
冯军旗;本文在1978年以来河南省中县干部晋升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党政干部晋升的政绩型体制。这种体制以政绩作为干部晋升的基础性依据,以政绩论英雄,凭政绩用干部,通过目标任务层层分解的政绩考核体系,把各级干部引入到晋升锦标赛中,从而把干部的晋升与地方的发展紧紧缠绕在一起。政绩型体制从干部的角度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高速发展提供了政治经济学的解释。
论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和利用
刘明阁;民俗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承是保护和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途径。在民俗文化的传承过程中,传承人包括广泛的社会群体,民俗物质层面的传承和利用必须把握适当的度,而民俗精神则是民俗类非物质文化传承的核心。怎样在利用中传承,在传承中保护是一个两难的问题,民俗文化在产业化过程中必须保持民俗的核心要素。而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是一个系统工程,政府部门、教育文化界、社区群众等齐心合力,才能把民俗类非物质文化的传承落到实处。
从分散治理到协同治理:社区治理多元主体及其关系构建
胡小君;社区治理作为微观层面的社会治理,有协同治理的内在要求。当前,城市社区的治理已呈现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状态,其中社区内设立的有执政党基层组织、居民委员会、物业管理机构、业主委员会、居民活动团队等,社区外介入的有上级党政机关、群团组织、社会组织、驻区单位、共建单位等。当前,多元主体在社区治理实践中处于总体分散、局部协作的状态。推进社区从分散治理向协同治理转变,需要确定社区治理体系中的枢纽型组织,由社区党组织和居民委员会交叉任职形成的党—居一体化组织具备了充当枢纽型组织的基本条件。在社区治理创新实践中,党—居一体化组织通过组织渗透和组织协调两种路径引导多元主体构建协同关系。党—居一体化组织应充分借助社区党员网络以及与上级党政机关的特殊联系,不断增强开放性、民主性、渗透性,推动社区协同治理的形成。
数字经济、就业与劳动收入增长——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罗小芳;王素素;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与产业融合催生了数字金融、远程教育、在线医疗、平台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速改造传统产业,重新塑造行业企业的竞争优势,深刻影响着社会就业与劳动者的收入增长。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最高,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均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整体而言中国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仍然较低。数字经济能够提高劳动收入,对不同群体的收入增长均有促进作用,对低收入群体的劳动收入提升作用更大。不可否认,数字经济对于各群体的收入均有正向影响,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更大,这意味着数字经济表现出一定的普惠性,有利于缩小劳动者的收入差距。提高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府要发挥引导与帮扶作用,加大数字基础建设投入和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入,加强产业与数字技术的融合,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发展。
消费意识形态:符码操控中的真实之死——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解读
张一兵;"消费社会"并不是鲍德里亚的原创,这是列弗斐尔和德波已经涉及并都有批判性论述的问题。鲍德里亚在1970年完成的《消费社会》一书中的新观点,是提出了消费意识形态批判,而且,他通过消费品之间存在的暗示性意义链第一次说明了资本主义消费关系中的符码控制,特别是广告景观中的无动机驱动,由此,揭露出资本主义消费社会更深层次的奴役和统治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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