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三论
展龙;<正>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载着知古鉴今、资政育人、传承文明的学术使命和时代责任。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建设，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1的重大论断。立足中华文明深厚底蕴，回应民族复兴时代课题，我国史学界坚持以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为主攻方向，不断增强史学研究的主体性、原创性，加快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然而，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中心主义史学话语的冲击、传统史学解释体系的局限、学科发展与时代需求的脱节等问题依然客观存在2，中国历史学亟须打破西方范式依附，构建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植根传统、回应时代的自主知识体系。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涵盖正确历史观、文明观、方法论，贯通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为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理论基石、价值引领与实践路径，本文拟从中国自主、中国原创、中国特色三个维度，阐明党的创新理论在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中的引领作用。
重回实践的“涅槃重生”：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朱鸿军;宋晓文;<正>中国新闻传播学正处于重要的转型关口。一方面，媒介技术的快速迭代促使新闻传播活动与社会系统深度融合，学科的外部需求日益凸显；另一方面，学科内部仍面临合法性困扰，其深层次原因在于既有知识体系在回应本土新闻传播实践时出现一定程度的“失语”。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外部冲击、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独特内在逻辑，以及智能传播对传播形态业态生态的颠覆性重构，传统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范式难以充分解释中国新闻传播实践。在此背景下，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已成为学科跨越转型期、实现自主发展的核心任务。这一任务应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指导，扎根本土新闻传播学实践，在世情、国情、媒情的三大实践场域中，确立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价值导向。
审视资本主义地租生成的三个维度——基于马克思《伦敦笔记》的文本考察
梅文韬;张秀琴;在马克思《伦敦笔记》中，地租理论是理解马克思如何建构自身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阐明劳动价值论在复杂分配领域获得彻底证明的关键理论。与资本主义地租密切相关的三个要素是现代土地所有权、农业资本、生产性劳动。对传统农业改良的需要，无论是对土壤的实验，还是扩大农业方面的支出，都为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产生提供了基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农业越来越成为工业生产中的一个部门，它的兴衰完全由资本所支配。地租在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跨越中表现出为资本所主导的特性，只有生产性劳动所生产的商品，才使资本增殖得以实现，而这个过程就是资本占有工人更多的物化劳动、工人在生产性劳动中逐渐丧失自身的过程。
人工智能创新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
师博;刘智云;控制企业污染排放是推动实体经济向高质量发展方向转型的重要内容。基于绿色治理理论，使用2010—2022年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人工智能创新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创新显著降低了企业污染排放水平，并且主要表现为企业水体污染排放量的减少。机制分析表明，人工智能创新可以通过提高企业内部环保关注度、优化资源配置以及增强外部市场关注度与缓解资源约束等效应减少企业污染排放。异质性分析发现，人工智能创新的污染控制作用在创新能力较强企业、重污染企业、人均受教育水平较低城市的企业、设置经济增长目标城市的企业以及银企关系较弱的企业中尤为显著。拓展分析揭示，人工智能创新对企业发展具有多重积极效应，在扩大生产规模的同时，亦能实现减污降碳的双重目标并帮助企业获得外部市场认可。因此，企业应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核心业务的深度融合，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减污降碳效应；政府应持续优化人工智能发展环境，并协调社会多元主体合力，形成企业绿色发展转型的内外部协同体系。
县域城乡融合背景下农村基础设施的片区化重构
郑鹏;王敬尧;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基础。伴随城乡流动空间对固态空间、异质空间对同质空间、消费空间对生活空间的冲击，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正处于行政分割与功能衔接、刚性供给与弹性需求、静态规划与动态发展的矛盾中。地方政府开始推动基础设施片区化建设，通过片点结合的供给模式实现农村基础设施的精准高效配置。从地方实践经验来看，基础设施片区化建设顺应了城乡空间从“场空间”到“流空间”的转型，既推动农村基础设施的空间网络、空间能级、空间弹性与城乡要素流动的方向、强度、特征相适配，也在引导城乡要素流动的过程中修复城乡融合的空间动能、空间功能与空间秩序。未来优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需推动“梯次化”的空间规划引导、开展“一体化”的跨域协同机制、建立“长效化”的多元共治保障，形成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有效路径。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推进农村社区建设
徐勇;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点和平台。农村社区建设不仅是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更是农村基层社会及其管理体制的重建和变革。当下要建设的农村社区不是以传统自然村落为基础的文化共同体,而是能够不断满足人们日益丰富的社会需要,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现代社会生活共同体。在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必然要创新农村基层管理体制。由自然村落制度到社队村组制度,再向社区制度转变,可以整合资源,完善服务,实现上下互动、城乡一体,并建构起政府公共管理与社区自我管理良性互动,公共服务与社区自我服务相互补充的新型制度平台。
从分散治理到协同治理:社区治理多元主体及其关系构建
胡小君;社区治理作为微观层面的社会治理,有协同治理的内在要求。当前,城市社区的治理已呈现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状态,其中社区内设立的有执政党基层组织、居民委员会、物业管理机构、业主委员会、居民活动团队等,社区外介入的有上级党政机关、群团组织、社会组织、驻区单位、共建单位等。当前,多元主体在社区治理实践中处于总体分散、局部协作的状态。推进社区从分散治理向协同治理转变,需要确定社区治理体系中的枢纽型组织,由社区党组织和居民委员会交叉任职形成的党—居一体化组织具备了充当枢纽型组织的基本条件。在社区治理创新实践中,党—居一体化组织通过组织渗透和组织协调两种路径引导多元主体构建协同关系。党—居一体化组织应充分借助社区党员网络以及与上级党政机关的特殊联系,不断增强开放性、民主性、渗透性,推动社区协同治理的形成。
网络虚拟财产权债权说之坚持--兼论网络虚拟财产在我国民法典中的体系位置
王雷;网络虚拟财产的财产性和重要性提供了对其民事权利化的正当理由。司法实践中对网络虚拟财产法律纠纷进行利益协调的价值判断方法显示对网络虚拟财产法律纠纷的法律制度支持足够充分。网络虚拟财产权物权说和债权说的争议是与民法规则的设计或适用不直接相关的纯粹民法学问题,且属于纯粹民法学问题中的解释选择问题。网络虚拟财产权债权说更易于与债权、物权的既有通说观点相协调,解释成本较低,网络虚拟财产权债权说还能就网络虚拟财产司法实践中安全保障义务的解释论的完善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持。我国民法典总则编应该将网络虚拟财产确定为民事权利的客体,民法典继承法编应该将网络虚拟财产明确规定为遗产的范围。
股权激励强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A股上市公司为例
倪艳;胡燕;随着我国资本市场更加完善,股权激励相关制度保障措施更加健全,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股权激励作为中长期激励的工具来降低委托代理成本,使员工与企业的长期利益保持一致,从而实现降低管理成本、提升企业价值的目的。选取我国2016—2018年成功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507家A股上市公司样本,对股权激励强度与公司绩效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股权激励强度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与限制性股票相比,股票期权的激励效果更优;在实施股票期权的企业中,企业绩效随股权激励强度的增加而显著提高,限制性股票模式下二者关系不显著;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股权激励强度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变化更加敏感;随着上市时间的增加,股权激励强度与企业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逐渐显著,上市时间对二者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为了降低企业管理成本,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需要合理设计股权激励方案中的激励要素,并根据企业自身特点慎重选择实施股权激励时机,这有利于企业用好股权激励这一长期激励工具。
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法律地位与民事责任
杨立新;韩煦;修订后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4条规定了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民事责任。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作为一种新型的民事主体,既不同于买卖合同中的卖方,也不是柜台出租人或居间人。当网络交易平台的提供者向消费者事先作出更有利的承诺,或当其不能向消费者提供交易平台上的销售者或者服务者真实的名称、地址和有效的联系方式时,应当承担附条件的不真正连带责任;当其明知或者应知销售者或者服务者利用其平台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却未采取必要措施时,与销售者或者服务者构成共同侵权行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中国党政干部晋升的政绩型体制
冯军旗;本文在1978年以来河南省中县干部晋升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党政干部晋升的政绩型体制。这种体制以政绩作为干部晋升的基础性依据,以政绩论英雄,凭政绩用干部,通过目标任务层层分解的政绩考核体系,把各级干部引入到晋升锦标赛中,从而把干部的晋升与地方的发展紧紧缠绕在一起。政绩型体制从干部的角度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高速发展提供了政治经济学的解释。
论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和利用
刘明阁;民俗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承是保护和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途径。在民俗文化的传承过程中,传承人包括广泛的社会群体,民俗物质层面的传承和利用必须把握适当的度,而民俗精神则是民俗类非物质文化传承的核心。怎样在利用中传承,在传承中保护是一个两难的问题,民俗文化在产业化过程中必须保持民俗的核心要素。而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是一个系统工程,政府部门、教育文化界、社区群众等齐心合力,才能把民俗类非物质文化的传承落到实处。
从分散治理到协同治理:社区治理多元主体及其关系构建
胡小君;社区治理作为微观层面的社会治理,有协同治理的内在要求。当前,城市社区的治理已呈现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状态,其中社区内设立的有执政党基层组织、居民委员会、物业管理机构、业主委员会、居民活动团队等,社区外介入的有上级党政机关、群团组织、社会组织、驻区单位、共建单位等。当前,多元主体在社区治理实践中处于总体分散、局部协作的状态。推进社区从分散治理向协同治理转变,需要确定社区治理体系中的枢纽型组织,由社区党组织和居民委员会交叉任职形成的党—居一体化组织具备了充当枢纽型组织的基本条件。在社区治理创新实践中,党—居一体化组织通过组织渗透和组织协调两种路径引导多元主体构建协同关系。党—居一体化组织应充分借助社区党员网络以及与上级党政机关的特殊联系,不断增强开放性、民主性、渗透性,推动社区协同治理的形成。
数字经济、就业与劳动收入增长——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罗小芳;王素素;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与产业融合催生了数字金融、远程教育、在线医疗、平台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速改造传统产业,重新塑造行业企业的竞争优势,深刻影响着社会就业与劳动者的收入增长。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最高,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均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整体而言中国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仍然较低。数字经济能够提高劳动收入,对不同群体的收入增长均有促进作用,对低收入群体的劳动收入提升作用更大。不可否认,数字经济对于各群体的收入均有正向影响,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更大,这意味着数字经济表现出一定的普惠性,有利于缩小劳动者的收入差距。提高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府要发挥引导与帮扶作用,加大数字基础建设投入和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入,加强产业与数字技术的融合,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发展。
消费意识形态:符码操控中的真实之死——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解读
张一兵;"消费社会"并不是鲍德里亚的原创,这是列弗斐尔和德波已经涉及并都有批判性论述的问题。鲍德里亚在1970年完成的《消费社会》一书中的新观点,是提出了消费意识形态批判,而且,他通过消费品之间存在的暗示性意义链第一次说明了资本主义消费关系中的符码控制,特别是广告景观中的无动机驱动,由此,揭露出资本主义消费社会更深层次的奴役和统治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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