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伦理视域下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及其当代实践
牛小侠;丁凯;社会伦理是建筑在特定社会经济共同体之上的人类社会思想和行为规范的总和，它主要聚焦怎样安排和组织社会生活，才能满足人类对富足、正义、自由、幸福等价值的需求。马克思并不反对富足、正义、自由、幸福等是社会伦理的核心要义，但他反对并批判把社会伦理的核心要义建立在等级社会共同体和虚假共同体之上。他立足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社会伦理视域下的“共同体”进行了深入批判，并在批判其虚假性、欺骗性和侵略性的同时，提出了基于“自由人联合体”的真实共同体的社会伦理理想。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秉承马克思社会伦理思想及其基本精神，不仅建构了一个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同体，创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而且正在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并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消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虚假共同体”。
高水平对外开放与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来自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证据
苏剑;杜剑威;焦聪慧;随着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全球贸易风险的不断增加，深入评估高水平对外开放与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对于完善国际贸易策略、降低贸易壁垒具有紧迫性和重要性，也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效路径。基于OECD双边贸易数据库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政策场景，系统考察高水平对外开放影响文化贸易发展质量提升的作用路径，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了文化贸易的高质量发展，且其正向的边际效应会随着时间的延长而递增。机制分析表明，政策的赋能效应可以通过节约企业交易成本、强化文化认同与文化信任以及数字化发展互通三种路径得以体现。同时，此效应在参与国收入水平、语言距离、地理位置等层面都表现出较大的异质性。因此，应继续秉持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开放原则，携手各国深化合作伙伴关系，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贸易投资等领域。应通过降低贸易成本、提升物流效率等措施进一步打开参与国的文化市场，推动文化产品的自由流通与交易；通过积极举办文化节庆、艺术展览、学术论坛等活动，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主动深化与各国的数字经济合作，加快数字技术赋能文化产业，建设开放共享的数字文化平台，基于数字经济新业态打造全球化的文化品牌。
论公共突发事件中的道德风险及其治理
罗明星;公共突发事件是非常态且具有强烈不确定性的大事件，极易滋生包括道德风险在内的各类社会风险。公共突发事件中的道德风险是突发事件的事实本真与道德的价值属性的集成，具有精神性、紧急性、扩散性、可控性等特征。公共突发事件中的道德风险总是体现为人的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的反常异变，呈现出政府道德信誉消解、共同体道德共识分裂、公众道德信心动摇、社会道德生态恶化等样态。公共突发事件中道德风险的根源在于共同体利益同构关系的突然解构所导致的主体道德观念的重构，事件后果的灾害性、应急资源的稀缺性、回应处置的紧急性、网络信息的失真性以及偶发恶行的传染性都可能引发道德风险。公共突发事件中的道德风险治理，须以恪守公共利益本位规避道德价值风险，以至上性人道关怀规避道德情感风险，以进取性道德行动规避道德责任风险，以及时有力的善恶赏罚规避道德正义风险，以真实信息的公开透明规避道德舆论风险，并致力于用道德智慧将道德风险转化为道德发展机遇。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统文化底蕴
蒲业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基于中华文化的滋养和蕴育，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底蕴。其中，天人合一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文化认同架构，天下大同规划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空间模式，和合思想铸就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基础，仁爱道德则凝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内核。传统文化从多个角度诠释了和谐、交融、共存、宽容的价值理念，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底蕴的深层结构。这些价值理念体现了传统文化的深层精神追求，内涵着中华文明的价值取向，引领中华各民族文化交融为一体，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体，从而推动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持续蕴积和发展。
道德存在者谱系的危机及其超越——基于人机共生时代的主体性视角
李佳琦;机器道德主体的出现将会改变道德概念的外延，不过在机器道德主体尚未出现之时，人们就已经表达了对机器道德主体的担忧和畏惧。从这些担忧情绪中，我们或许能够探究人类道德本身具备的一些特点。道德主体按照自身生成的“存在者谱系”来进行选择和行为。按照这样的道德行为模式来设想，机器道德主体的出现有可能导致人类道德主体地位的让步，即从道德的立法者滑落到道德受体的地位，进而可能会被高位的道德主体以道德的方式或道德的名义“牺牲”，这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精神秩序的危机。不过，人类道德也有超越其“存在者谱系”的倾向，即一种保有存在者存在性的行为倾向，以尽力避免“牺牲”，这是一种低限度的“仁慈”。机器道德主体尚未能够在计算化的行动中实现这一道德超越。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推进农村社区建设
徐勇;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点和平台。农村社区建设不仅是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更是农村基层社会及其管理体制的重建和变革。当下要建设的农村社区不是以传统自然村落为基础的文化共同体,而是能够不断满足人们日益丰富的社会需要,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现代社会生活共同体。在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必然要创新农村基层管理体制。由自然村落制度到社队村组制度,再向社区制度转变,可以整合资源,完善服务,实现上下互动、城乡一体,并建构起政府公共管理与社区自我管理良性互动,公共服务与社区自我服务相互补充的新型制度平台。
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法律地位与民事责任
杨立新;韩煦;修订后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4条规定了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民事责任。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作为一种新型的民事主体,既不同于买卖合同中的卖方,也不是柜台出租人或居间人。当网络交易平台的提供者向消费者事先作出更有利的承诺,或当其不能向消费者提供交易平台上的销售者或者服务者真实的名称、地址和有效的联系方式时,应当承担附条件的不真正连带责任;当其明知或者应知销售者或者服务者利用其平台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却未采取必要措施时,与销售者或者服务者构成共同侵权行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网络虚拟财产权债权说之坚持--兼论网络虚拟财产在我国民法典中的体系位置
王雷;网络虚拟财产的财产性和重要性提供了对其民事权利化的正当理由。司法实践中对网络虚拟财产法律纠纷进行利益协调的价值判断方法显示对网络虚拟财产法律纠纷的法律制度支持足够充分。网络虚拟财产权物权说和债权说的争议是与民法规则的设计或适用不直接相关的纯粹民法学问题,且属于纯粹民法学问题中的解释选择问题。网络虚拟财产权债权说更易于与债权、物权的既有通说观点相协调,解释成本较低,网络虚拟财产权债权说还能就网络虚拟财产司法实践中安全保障义务的解释论的完善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持。我国民法典总则编应该将网络虚拟财产确定为民事权利的客体,民法典继承法编应该将网络虚拟财产明确规定为遗产的范围。
股权激励强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A股上市公司为例
倪艳;胡燕;随着我国资本市场更加完善,股权激励相关制度保障措施更加健全,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股权激励作为中长期激励的工具来降低委托代理成本,使员工与企业的长期利益保持一致,从而实现降低管理成本、提升企业价值的目的。选取我国2016—2018年成功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507家A股上市公司样本,对股权激励强度与公司绩效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股权激励强度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与限制性股票相比,股票期权的激励效果更优;在实施股票期权的企业中,企业绩效随股权激励强度的增加而显著提高,限制性股票模式下二者关系不显著;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股权激励强度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变化更加敏感;随着上市时间的增加,股权激励强度与企业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逐渐显著,上市时间对二者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为了降低企业管理成本,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需要合理设计股权激励方案中的激励要素,并根据企业自身特点慎重选择实施股权激励时机,这有利于企业用好股权激励这一长期激励工具。
从分散治理到协同治理:社区治理多元主体及其关系构建
胡小君;社区治理作为微观层面的社会治理,有协同治理的内在要求。当前,城市社区的治理已呈现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状态,其中社区内设立的有执政党基层组织、居民委员会、物业管理机构、业主委员会、居民活动团队等,社区外介入的有上级党政机关、群团组织、社会组织、驻区单位、共建单位等。当前,多元主体在社区治理实践中处于总体分散、局部协作的状态。推进社区从分散治理向协同治理转变,需要确定社区治理体系中的枢纽型组织,由社区党组织和居民委员会交叉任职形成的党—居一体化组织具备了充当枢纽型组织的基本条件。在社区治理创新实践中,党—居一体化组织通过组织渗透和组织协调两种路径引导多元主体构建协同关系。党—居一体化组织应充分借助社区党员网络以及与上级党政机关的特殊联系,不断增强开放性、民主性、渗透性,推动社区协同治理的形成。
中国党政干部晋升的政绩型体制
冯军旗;本文在1978年以来河南省中县干部晋升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党政干部晋升的政绩型体制。这种体制以政绩作为干部晋升的基础性依据,以政绩论英雄,凭政绩用干部,通过目标任务层层分解的政绩考核体系,把各级干部引入到晋升锦标赛中,从而把干部的晋升与地方的发展紧紧缠绕在一起。政绩型体制从干部的角度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高速发展提供了政治经济学的解释。
论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和利用
刘明阁;民俗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承是保护和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途径。在民俗文化的传承过程中,传承人包括广泛的社会群体,民俗物质层面的传承和利用必须把握适当的度,而民俗精神则是民俗类非物质文化传承的核心。怎样在利用中传承,在传承中保护是一个两难的问题,民俗文化在产业化过程中必须保持民俗的核心要素。而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是一个系统工程,政府部门、教育文化界、社区群众等齐心合力,才能把民俗类非物质文化的传承落到实处。
数字经济、就业与劳动收入增长——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罗小芳;王素素;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与产业融合催生了数字金融、远程教育、在线医疗、平台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速改造传统产业,重新塑造行业企业的竞争优势,深刻影响着社会就业与劳动者的收入增长。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最高,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均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整体而言中国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仍然较低。数字经济能够提高劳动收入,对不同群体的收入增长均有促进作用,对低收入群体的劳动收入提升作用更大。不可否认,数字经济对于各群体的收入均有正向影响,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更大,这意味着数字经济表现出一定的普惠性,有利于缩小劳动者的收入差距。提高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府要发挥引导与帮扶作用,加大数字基础建设投入和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入,加强产业与数字技术的融合,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发展。
从分散治理到协同治理:社区治理多元主体及其关系构建
胡小君;社区治理作为微观层面的社会治理,有协同治理的内在要求。当前,城市社区的治理已呈现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状态,其中社区内设立的有执政党基层组织、居民委员会、物业管理机构、业主委员会、居民活动团队等,社区外介入的有上级党政机关、群团组织、社会组织、驻区单位、共建单位等。当前,多元主体在社区治理实践中处于总体分散、局部协作的状态。推进社区从分散治理向协同治理转变,需要确定社区治理体系中的枢纽型组织,由社区党组织和居民委员会交叉任职形成的党—居一体化组织具备了充当枢纽型组织的基本条件。在社区治理创新实践中,党—居一体化组织通过组织渗透和组织协调两种路径引导多元主体构建协同关系。党—居一体化组织应充分借助社区党员网络以及与上级党政机关的特殊联系,不断增强开放性、民主性、渗透性,推动社区协同治理的形成。
消费意识形态:符码操控中的真实之死——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解读
张一兵;"消费社会"并不是鲍德里亚的原创,这是列弗斐尔和德波已经涉及并都有批判性论述的问题。鲍德里亚在1970年完成的《消费社会》一书中的新观点,是提出了消费意识形态批判,而且,他通过消费品之间存在的暗示性意义链第一次说明了资本主义消费关系中的符码控制,特别是广告景观中的无动机驱动,由此,揭露出资本主义消费社会更深层次的奴役和统治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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