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德育”概念的源流追溯、历史发展与根本属性
吴潜涛;雷洲;科学认识、准确界定中国共产党“德育”概念，既是德育理论研究的基本前提，也深刻影响着德育实践的现实成效。“德育”作为现代教育术语最早源自西方，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传入中国。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立足中华传统文化中“德”“育”的深厚底蕴，赋予“德育”概念新的内涵。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两个结合”，借鉴“德育”这一概念术语，对其内涵进行了创造性重塑，形成了具有鲜明的政治性、民族性以及时代性的中国共产党“德育”概念。中国共产党“德育”概念的政治性体现为马克思主义价值立场的理论自觉，民族性表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血脉赓续，时代性彰显了对不同历史时期育人命题的科学应答。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建构问题再探讨
赖大仁;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建构问题展开了持续不断的讨论，凸显了相关问题的重要性与复杂性。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建构针对什么而言，学界有各种不同认识，需要对此加以辨析。基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建构来讨论，应当有更加明确的研究对象和建构目标，符合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原典特性，体现其独特的方法论原则，探寻合理及可行的建构路径。需要梳理和提炼概括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重要理论命题，以此为纲构设体系框架，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化研究阐释，包括本体阐释、还原阐释、关联阐释与应用阐释等不同方面，按照“两个结合”的时代要求，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代形态建构。
据法思考是法治世界观转化为思维实践的元规则
陈金钊;魏天真;法治世界观转化为思维实践离不开对据法思考模式的坚守。据法思考既是法治对思维的底层要求，也是法治思维规则分类的顶层设计。然而，把据法思考作为法治思维的元规则，还面临着不少困难。不仅存在从实际出发还是据法思考的纠缠，而且法律的不确定性以及推理不能等也在挑战据法思考的可能性。据法思考并非单向度的根据制定法进行思考，而是表征人理智服从法律的思维模式。据法思考之“据”强调了规范性生成的先决条件，而据法思考之“法”需要在法律方法指引下重新确定。据法思考是法治世界观转化为思维实践的方法，构成了法治思维与其他思维方式的分界点。将其作为法治思维的元规则，不仅坚定了人们对法治的信心，而且为抵制法外因素的干扰提供了思维模式。据法思考与问题思维的结合构成完整的法治思维过程，为法治事业向更深层次推进提供了方法论支撑。
渡口锚点：长江文化多元一体的空间表征
陆邵明;长江流域文化多元一体的特征已成共识，但是多元如何流动交融为一体尚不清楚，又有哪些实证可以直观呈现？将长江流域中的渡口作为空间表征的微观视角来考察长江流域文化的多元一体特征，可以看出历史渡口是解码长江文化多元一体的重要锚点；渡口的客体、主体与生计模式共同构建了长江文化记忆的物质、情感与功能属性。从表征主客体的作用机理上来看，渡口锚点具有发源、汇聚、传播三重空间表征：作为发源地，它扎根地域特性形成长江文化基因的多元性；作为汇聚地，它促进长江多元文化流域间的交融整合与一体化；作为传播地，它带动多元文化跨流域扩散、渗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共同体，积淀为多元文化间的一体化认同。这一锚点的空间表征立体呈现了历史渡口在文化传承、社会融合、协同发展的当代价值。作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核心支撑，渡口锚点既是回望千年文明的精神坐标，也是面向未来的发展引擎。
“投资于人”赋能人文经济的理论逻辑和关键路径
魏建;李世杰;人文经济是体现人文价值的各种经济形态的总成，“投资于人”是驱动人文经济加快发展的核心战略支点与根本动力。“投资于人”能够加快“文化人”的培育步伐、与人文经济学的人民逻辑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是形成文化与经济互融互促发展的关键所在。推动“投资于人”赋能人文经济发展，要从人文资本与人力资本投资并重、契合时代发展需要、发展成果共享三个关键方面建立健全“投资于人”体系，不断释放人的发展潜能，将人口优势转化为驱动人文经济蓬勃发展的强大动能，促进文化繁荣、经济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数字产业集聚能否助力企业拓展供应链地理分布
赵放;宋健;数字产业集聚凭借其知识溢出效应与数字协同优势,已成为企业突破供应链地理距离约束、拓展供应链地理分布的关键驱动力。基于2008—2023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数字产业集聚对企业供应链地理分布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产业集聚能够显著助力企业拓展供应链地理分布,并且改善供需匹配精准度和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是其中重要的作用机制。进一步分析还发现,在国有企业、供应链集中度较高的企业以及实施数字化转型的企业中,数字产业集聚对其供应链地理分布的影响效应更为显著。因此,针对不同类型的企业,要实施差异化的帮扶政策,推动供需精准匹配和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加快推进数字产业集聚,助力企业拓展供应链地理分布。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推进农村社区建设
徐勇;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点和平台。农村社区建设不仅是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更是农村基层社会及其管理体制的重建和变革。当下要建设的农村社区不是以传统自然村落为基础的文化共同体,而是能够不断满足人们日益丰富的社会需要,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现代社会生活共同体。在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必然要创新农村基层管理体制。由自然村落制度到社队村组制度,再向社区制度转变,可以整合资源,完善服务,实现上下互动、城乡一体,并建构起政府公共管理与社区自我管理良性互动,公共服务与社区自我服务相互补充的新型制度平台。
从分散治理到协同治理:社区治理多元主体及其关系构建
胡小君;社区治理作为微观层面的社会治理,有协同治理的内在要求。当前,城市社区的治理已呈现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状态,其中社区内设立的有执政党基层组织、居民委员会、物业管理机构、业主委员会、居民活动团队等,社区外介入的有上级党政机关、群团组织、社会组织、驻区单位、共建单位等。当前,多元主体在社区治理实践中处于总体分散、局部协作的状态。推进社区从分散治理向协同治理转变,需要确定社区治理体系中的枢纽型组织,由社区党组织和居民委员会交叉任职形成的党—居一体化组织具备了充当枢纽型组织的基本条件。在社区治理创新实践中,党—居一体化组织通过组织渗透和组织协调两种路径引导多元主体构建协同关系。党—居一体化组织应充分借助社区党员网络以及与上级党政机关的特殊联系,不断增强开放性、民主性、渗透性,推动社区协同治理的形成。
网络虚拟财产权债权说之坚持--兼论网络虚拟财产在我国民法典中的体系位置
王雷;网络虚拟财产的财产性和重要性提供了对其民事权利化的正当理由。司法实践中对网络虚拟财产法律纠纷进行利益协调的价值判断方法显示对网络虚拟财产法律纠纷的法律制度支持足够充分。网络虚拟财产权物权说和债权说的争议是与民法规则的设计或适用不直接相关的纯粹民法学问题,且属于纯粹民法学问题中的解释选择问题。网络虚拟财产权债权说更易于与债权、物权的既有通说观点相协调,解释成本较低,网络虚拟财产权债权说还能就网络虚拟财产司法实践中安全保障义务的解释论的完善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持。我国民法典总则编应该将网络虚拟财产确定为民事权利的客体,民法典继承法编应该将网络虚拟财产明确规定为遗产的范围。
股权激励强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A股上市公司为例
倪艳;胡燕;随着我国资本市场更加完善,股权激励相关制度保障措施更加健全,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股权激励作为中长期激励的工具来降低委托代理成本,使员工与企业的长期利益保持一致,从而实现降低管理成本、提升企业价值的目的。选取我国2016—2018年成功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507家A股上市公司样本,对股权激励强度与公司绩效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股权激励强度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与限制性股票相比,股票期权的激励效果更优;在实施股票期权的企业中,企业绩效随股权激励强度的增加而显著提高,限制性股票模式下二者关系不显著;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股权激励强度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变化更加敏感;随着上市时间的增加,股权激励强度与企业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逐渐显著,上市时间对二者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为了降低企业管理成本,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需要合理设计股权激励方案中的激励要素,并根据企业自身特点慎重选择实施股权激励时机,这有利于企业用好股权激励这一长期激励工具。
企业内部控制、资本成本与EVA绩效评价
陈利军;李延喜;企业开展内部控制构建与执行工作,通常包括内部控制制度设立、信息系统构建、业务流程层面执行、内控评价以及内控审计等诸多环节,企业实施高效的内控制度可以通过降低资本成本进而提升企业的EVA (经济附加值)绩效。基于A股主板企业2011—2018年度内部控制及财务数据来检验企业内部控制水平同常规绩效评价、资本成本、 EVA绩效评价结果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企业施行内部控制制度,达到高水平内部控制对企业多维度绩效结果均表现出提升作用;企业高水平内部控制对资本成本具有降低作用,包括股权资本成本率和债务资本成本率均显著降低;企业高水平内部控制制度可以通过降低企业资本成本提升企业的EVA绩效评价水平。由于资本成本在企业的内部控制和EVA绩效评价过程中扮演着中介的角色,企业使用EVA绩效评价方法时应特别关注内部控制对资本成本的抑制作用。
中国党政干部晋升的政绩型体制
冯军旗;本文在1978年以来河南省中县干部晋升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党政干部晋升的政绩型体制。这种体制以政绩作为干部晋升的基础性依据,以政绩论英雄,凭政绩用干部,通过目标任务层层分解的政绩考核体系,把各级干部引入到晋升锦标赛中,从而把干部的晋升与地方的发展紧紧缠绕在一起。政绩型体制从干部的角度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高速发展提供了政治经济学的解释。
论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和利用
刘明阁;民俗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承是保护和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途径。在民俗文化的传承过程中,传承人包括广泛的社会群体,民俗物质层面的传承和利用必须把握适当的度,而民俗精神则是民俗类非物质文化传承的核心。怎样在利用中传承,在传承中保护是一个两难的问题,民俗文化在产业化过程中必须保持民俗的核心要素。而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是一个系统工程,政府部门、教育文化界、社区群众等齐心合力,才能把民俗类非物质文化的传承落到实处。
从分散治理到协同治理:社区治理多元主体及其关系构建
胡小君;社区治理作为微观层面的社会治理,有协同治理的内在要求。当前,城市社区的治理已呈现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状态,其中社区内设立的有执政党基层组织、居民委员会、物业管理机构、业主委员会、居民活动团队等,社区外介入的有上级党政机关、群团组织、社会组织、驻区单位、共建单位等。当前,多元主体在社区治理实践中处于总体分散、局部协作的状态。推进社区从分散治理向协同治理转变,需要确定社区治理体系中的枢纽型组织,由社区党组织和居民委员会交叉任职形成的党—居一体化组织具备了充当枢纽型组织的基本条件。在社区治理创新实践中,党—居一体化组织通过组织渗透和组织协调两种路径引导多元主体构建协同关系。党—居一体化组织应充分借助社区党员网络以及与上级党政机关的特殊联系,不断增强开放性、民主性、渗透性,推动社区协同治理的形成。
数字经济、就业与劳动收入增长——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罗小芳;王素素;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与产业融合催生了数字金融、远程教育、在线医疗、平台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速改造传统产业,重新塑造行业企业的竞争优势,深刻影响着社会就业与劳动者的收入增长。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最高,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均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整体而言中国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仍然较低。数字经济能够提高劳动收入,对不同群体的收入增长均有促进作用,对低收入群体的劳动收入提升作用更大。不可否认,数字经济对于各群体的收入均有正向影响,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更大,这意味着数字经济表现出一定的普惠性,有利于缩小劳动者的收入差距。提高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府要发挥引导与帮扶作用,加大数字基础建设投入和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入,加强产业与数字技术的融合,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发展。
消费意识形态:符码操控中的真实之死——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解读
张一兵;"消费社会"并不是鲍德里亚的原创,这是列弗斐尔和德波已经涉及并都有批判性论述的问题。鲍德里亚在1970年完成的《消费社会》一书中的新观点,是提出了消费意识形态批判,而且,他通过消费品之间存在的暗示性意义链第一次说明了资本主义消费关系中的符码控制,特别是广告景观中的无动机驱动,由此,揭露出资本主义消费社会更深层次的奴役和统治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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