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劳动赋能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张楚仪;艾四林;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数字劳动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典型劳动形态，推进共同富裕事业必须将这一重要社会实践方式纳入其中。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劳动形态的革新，数字劳动与共同富裕之间是必要手段与最终目的的关系。发展数字劳动与实现共同富裕，在本体论、主体论与价值论等层面具有逻辑共契性。数字劳动遵循从物理限制到数实交融、从资源壁垒到资源共享、从分散劳动到联合劳动、从单一环境到多维场域的技术逻辑，在价值创造、公平导向、主体参与和价值共识等方面赋能共同富裕。当前，数字劳动在赋能共同富裕的进程中仍面临诸多现实挑战，资本运用平台盘剥、数字垄断和算法控制等手段，引发数字劳动资料占有不充分、数字劳动技术分布不平等和数字劳动主体发展不均衡等问题，进而影响全民性、全域性和全面性共同富裕的实现。新时代新征程上，实现数字劳动有效赋能共同富裕，必须完善数字生产资料所有制，形成数字劳动共同体以及建构数字劳动正义原则，从而夯实共同富裕的制度根基、壮大共同富裕的主体力量和丰富共同富裕的道义表达。
数智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理论框架与实践进路
彭玮;乡村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也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战略落地生根的关键环节。数智赋能乡村治理不仅是技术进步的客观要求，也是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逻辑。在构建“技术赋能—制度响应—文化适应”的动态模型背景下，可以发现数智赋能乡村治理的现实图景中，存在通过技术嵌入生效的渗透型、通过制度响应生效的重构型和通过文化适应生效的融合型等三种实践模式。当前数智赋能乡村治理中还面临着技术赋能与“数字寡头”矛盾逐渐显现、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失衡及治理主体地位的消解等实践悖论。因此，数智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进行确立技术谦抑原则、制定混合治理制度以及激活文化韧性等制度创新。
企业数字化转型何以实现绿色创新“提质增效”
聂荣;高传君;邵宇佳;随着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战略的不断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促进其绿色创新质量和效益提升是亟待探索的课题。基于2007—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提质增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绿色创新的质量和效率，这一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以及高技术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高生产率和创新人力资本投入方式以及缓解融资约束三条渠道实现企业绿色创新的“提质增效”。企业ESG表现与绿色化转型程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质量和效率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因此，要实施“国企+高技术企业”数字化、绿色创新双示范工程，构建“技术—人才—金融”三位一体的数字化、绿色创新赋能体系，建立ESG表现与数字化绿色转型联动激励约束机制。
数字技术驱动“一老一小”服务统筹发展：实然局囿、典型模式与实践路径
蔡玉梅;陈功;“一老一小”服务统筹发展是实践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理念的重要举措，而数字技术不断推动国家少子老龄化治理创新。当前城市的“一老一小”服务面临的困难主要有政策执行联动性较差、养老托育资源要素适配性不足、服务空间共享性不够、技术平台与工作机制欠完善等方面。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视角，构建“数字技术驱动-整体性治理”的分析框架，选取四个城市作为典型案例，揭示数字技术在消解“一老一小”服务困境过程中所发挥的“强—弱”等不同作用强度，分析“高—低”等不同服务模式统筹发展程度。研究发现，四个城市分别形成了工作机制协同的服务统筹模式、数字技术促进社会参与模式、数字技术辅助政府工作模式，以“服务统筹”“要素统筹”“空间统筹”“机制统筹”为核心，突破其发展的实然局囿。因此，不同类型城市应有不同的实践路径，因地制宜促进“一老一小”服务统筹发展。
韧性共生视角下乡村治理的现实张力与整合路径
方雷;尚晓慧;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行政资源下沉到乡村成为必然趋势。村民自治在治理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乡村治理逐渐呈现出行政嵌套自治的特征。乡村治理体系内嵌着村民自治与行政资源下沉之间的复杂互动，但村民自治与行政资源下沉并非简单的此消彼长关系，而是动态的共生关系，国家行政权力与村民自治体系在基层治理的场域中共同维护基层稳定和发展。面对不平衡、不畅通、不匹配、不活跃的考验，应重新认识和把握乡村治理中村民自治与行政资源下沉的关系，探索二者的良性互动机制，从制度、组织、技术和主体等方面整合韧性共生关系，协调乡村治理体系中的结构性资源，助力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推进农村社区建设
徐勇;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点和平台。农村社区建设不仅是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更是农村基层社会及其管理体制的重建和变革。当下要建设的农村社区不是以传统自然村落为基础的文化共同体,而是能够不断满足人们日益丰富的社会需要,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现代社会生活共同体。在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必然要创新农村基层管理体制。由自然村落制度到社队村组制度,再向社区制度转变,可以整合资源,完善服务,实现上下互动、城乡一体,并建构起政府公共管理与社区自我管理良性互动,公共服务与社区自我服务相互补充的新型制度平台。
从分散治理到协同治理:社区治理多元主体及其关系构建
胡小君;社区治理作为微观层面的社会治理,有协同治理的内在要求。当前,城市社区的治理已呈现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状态,其中社区内设立的有执政党基层组织、居民委员会、物业管理机构、业主委员会、居民活动团队等,社区外介入的有上级党政机关、群团组织、社会组织、驻区单位、共建单位等。当前,多元主体在社区治理实践中处于总体分散、局部协作的状态。推进社区从分散治理向协同治理转变,需要确定社区治理体系中的枢纽型组织,由社区党组织和居民委员会交叉任职形成的党—居一体化组织具备了充当枢纽型组织的基本条件。在社区治理创新实践中,党—居一体化组织通过组织渗透和组织协调两种路径引导多元主体构建协同关系。党—居一体化组织应充分借助社区党员网络以及与上级党政机关的特殊联系,不断增强开放性、民主性、渗透性,推动社区协同治理的形成。
网络虚拟财产权债权说之坚持--兼论网络虚拟财产在我国民法典中的体系位置
王雷;网络虚拟财产的财产性和重要性提供了对其民事权利化的正当理由。司法实践中对网络虚拟财产法律纠纷进行利益协调的价值判断方法显示对网络虚拟财产法律纠纷的法律制度支持足够充分。网络虚拟财产权物权说和债权说的争议是与民法规则的设计或适用不直接相关的纯粹民法学问题,且属于纯粹民法学问题中的解释选择问题。网络虚拟财产权债权说更易于与债权、物权的既有通说观点相协调,解释成本较低,网络虚拟财产权债权说还能就网络虚拟财产司法实践中安全保障义务的解释论的完善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持。我国民法典总则编应该将网络虚拟财产确定为民事权利的客体,民法典继承法编应该将网络虚拟财产明确规定为遗产的范围。
股权激励强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A股上市公司为例
倪艳;胡燕;随着我国资本市场更加完善,股权激励相关制度保障措施更加健全,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股权激励作为中长期激励的工具来降低委托代理成本,使员工与企业的长期利益保持一致,从而实现降低管理成本、提升企业价值的目的。选取我国2016—2018年成功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507家A股上市公司样本,对股权激励强度与公司绩效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股权激励强度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与限制性股票相比,股票期权的激励效果更优;在实施股票期权的企业中,企业绩效随股权激励强度的增加而显著提高,限制性股票模式下二者关系不显著;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股权激励强度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变化更加敏感;随着上市时间的增加,股权激励强度与企业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逐渐显著,上市时间对二者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为了降低企业管理成本,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需要合理设计股权激励方案中的激励要素,并根据企业自身特点慎重选择实施股权激励时机,这有利于企业用好股权激励这一长期激励工具。
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法律地位与民事责任
杨立新;韩煦;修订后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4条规定了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民事责任。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作为一种新型的民事主体,既不同于买卖合同中的卖方,也不是柜台出租人或居间人。当网络交易平台的提供者向消费者事先作出更有利的承诺,或当其不能向消费者提供交易平台上的销售者或者服务者真实的名称、地址和有效的联系方式时,应当承担附条件的不真正连带责任;当其明知或者应知销售者或者服务者利用其平台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却未采取必要措施时,与销售者或者服务者构成共同侵权行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中国党政干部晋升的政绩型体制
冯军旗;本文在1978年以来河南省中县干部晋升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党政干部晋升的政绩型体制。这种体制以政绩作为干部晋升的基础性依据,以政绩论英雄,凭政绩用干部,通过目标任务层层分解的政绩考核体系,把各级干部引入到晋升锦标赛中,从而把干部的晋升与地方的发展紧紧缠绕在一起。政绩型体制从干部的角度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高速发展提供了政治经济学的解释。
论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和利用
刘明阁;民俗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承是保护和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途径。在民俗文化的传承过程中,传承人包括广泛的社会群体,民俗物质层面的传承和利用必须把握适当的度,而民俗精神则是民俗类非物质文化传承的核心。怎样在利用中传承,在传承中保护是一个两难的问题,民俗文化在产业化过程中必须保持民俗的核心要素。而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是一个系统工程,政府部门、教育文化界、社区群众等齐心合力,才能把民俗类非物质文化的传承落到实处。
从分散治理到协同治理:社区治理多元主体及其关系构建
胡小君;社区治理作为微观层面的社会治理,有协同治理的内在要求。当前,城市社区的治理已呈现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状态,其中社区内设立的有执政党基层组织、居民委员会、物业管理机构、业主委员会、居民活动团队等,社区外介入的有上级党政机关、群团组织、社会组织、驻区单位、共建单位等。当前,多元主体在社区治理实践中处于总体分散、局部协作的状态。推进社区从分散治理向协同治理转变,需要确定社区治理体系中的枢纽型组织,由社区党组织和居民委员会交叉任职形成的党—居一体化组织具备了充当枢纽型组织的基本条件。在社区治理创新实践中,党—居一体化组织通过组织渗透和组织协调两种路径引导多元主体构建协同关系。党—居一体化组织应充分借助社区党员网络以及与上级党政机关的特殊联系,不断增强开放性、民主性、渗透性,推动社区协同治理的形成。
数字经济、就业与劳动收入增长——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罗小芳;王素素;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与产业融合催生了数字金融、远程教育、在线医疗、平台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速改造传统产业,重新塑造行业企业的竞争优势,深刻影响着社会就业与劳动者的收入增长。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最高,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均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整体而言中国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仍然较低。数字经济能够提高劳动收入,对不同群体的收入增长均有促进作用,对低收入群体的劳动收入提升作用更大。不可否认,数字经济对于各群体的收入均有正向影响,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更大,这意味着数字经济表现出一定的普惠性,有利于缩小劳动者的收入差距。提高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府要发挥引导与帮扶作用,加大数字基础建设投入和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入,加强产业与数字技术的融合,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发展。
消费意识形态:符码操控中的真实之死——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解读
张一兵;"消费社会"并不是鲍德里亚的原创,这是列弗斐尔和德波已经涉及并都有批判性论述的问题。鲍德里亚在1970年完成的《消费社会》一书中的新观点,是提出了消费意识形态批判,而且,他通过消费品之间存在的暗示性意义链第一次说明了资本主义消费关系中的符码控制,特别是广告景观中的无动机驱动,由此,揭露出资本主义消费社会更深层次的奴役和统治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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