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化资本叙事超越的世界意义
杨金华;顾慧卿;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对资本的合理驾驭，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的资本叙事。在历史维度上，“革命—建设—改革”的一体化实践摆脱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血腥逻辑；在理论维度上，“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价值内核颠覆了资本逻辑对人的主体性遮蔽；在现实维度上，新发展理念指导下的现代化建设总体部署破解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系统性困境。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为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发展新范式，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借鉴，也为发达国家现代化发展提供了一面反观自身的镜子，具有深远的世界意义。
中国文化实现包容性发展的跨文化之维
张三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开放包容性，这种开放包容性根源于并表征着中国文化的跨文化特质。中国文化在不断给人类以文明馈赠的同时，也通过跨文化实现自身的包容性发展。跨文化实质上是跨文化借鉴，即把不同文化当作镜子来照自己，取长补短、扬长避短、兼容并包、融合发展。中国是一个跨文化国家，中国文化是跨文化文化，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和强大的包容精神。正是凭借开放包容精神，中国文化在借鉴吸收不同文化积极因素的同时，成功地保持了自己的主体性、统一性，并实现了持续的包容性发展。在全球化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境遇中，通过借鉴吸收其他文化来创新发展自身，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文化跨文化的根本旨归，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坚持主体性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维和创新思维。
前瞻性信息的模糊披露对资本市场信息传递的影响——基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研究
尹美群;耿晋;徐嘉泽;在我国资本市场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企业信息披露策略日趋复杂与金融监管手段未能完全同步的矛盾日益凸显。前瞻性信息既是投资者进行现金流预测与风险定价的重要变量，也是企业管理资金成本、提升流动性的重要工具。与可审计的历史财务数据不同，前瞻性陈述在披露时无法被证实或证伪，这为企业管理层开展机会主义的非承诺性沟通提供了天然的保护。基于大语言模型技术测度我国A股上市公司年报中前瞻性信息的模糊程度，便于考察前瞻性信息模糊披露对资本市场信息传递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前瞻性信息的模糊披露显著阻碍了资本市场信息传递效率，其影响路径包括通过增加投资者信息解读成本以及降低投资者情绪波动。进一步研究表明，投资者能识别企业基于保护商业技术机密动机的模糊披露，却对保护商业合作关系的模糊策略持高怀疑态度；且无论企业是否具备隐藏负面信息的能力或动机，投资者均能有效甄别其模糊披露行为。因此，监管机构应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上市公司年度报告中MD&A部分前瞻性信息的披露指引与规范，强化投资者教育与风险识别能力，提升信息披露监管的智能化水平。
刚性任务、弹性征管与企业税负波动
陶东杰;陈政弘;税收任务不仅会影响企业跨年度的税负波动，还可能对年度内的企业税负波动产生深刻的影响。在税收任务压力下，税务机关往往在年度前期加大征收力度，以规避全年任务失败的风险，而在年度后期放松征管，以防增加下一年度的任务基数。税收任务压力下的策略性征税行为成为年度内企业实际税负“前高后低”异常波动的根源。基于2008—2020年地级市宏观数据匹配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实证考察地级市层面的税收任务压力对企业税负波动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税收任务压力导致企业在第四季度的实际税负相对于前三个季度显著下降，加剧了企业税负年内“前高后低”的波动。进一步研究发现，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和2018年国地税合并均显著缓解了企业税负波动，证实了税务机关面临的刚性任务激励以及征税行为的变化是税收任务压力影响企业税负波动的机制。因此要落实新《预算法》的规定，推动地方政府预算收入体制“去任务化”，加快完善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
乡村文化共同体建构提升农民政治认同的实践机制与内在逻辑
高鹏程;于水;农民政治认同是实现农村共同富裕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心理基础。构建“观念培育-空间营造-生活融入”分析框架，可以清晰地揭示乡村文化共同体建构提升农民政治认同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在观念层面，国家政治价值通过“叙事转译”与“价值内化”机制与乡土伦理有机融合，推动其从外部输入向自觉价值认同转化；在空间层面，通过“符号嵌入”与“行为记忆”机制，政治符号融入乡村景观与公共空间，使抽象的国家权力在具身实践中沉淀为内在的政治权力认同；在生活层面，农民在共同文化生活中通过“仪式共情”与“情感锚定”机制涵养集体归属感，对传统乡村文化的情感升华为对国家政治共同体的身份认同。观念培育、空间营造、生活融入构成了“认知内化-行为浸润-情感升华”的连续作用链条，展现了乡村文化共同体建构提升农民政治认同的实践机制与内在逻辑。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推进农村社区建设
徐勇;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点和平台。农村社区建设不仅是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更是农村基层社会及其管理体制的重建和变革。当下要建设的农村社区不是以传统自然村落为基础的文化共同体,而是能够不断满足人们日益丰富的社会需要,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现代社会生活共同体。在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必然要创新农村基层管理体制。由自然村落制度到社队村组制度,再向社区制度转变,可以整合资源,完善服务,实现上下互动、城乡一体,并建构起政府公共管理与社区自我管理良性互动,公共服务与社区自我服务相互补充的新型制度平台。
网络虚拟财产权债权说之坚持--兼论网络虚拟财产在我国民法典中的体系位置
王雷;网络虚拟财产的财产性和重要性提供了对其民事权利化的正当理由。司法实践中对网络虚拟财产法律纠纷进行利益协调的价值判断方法显示对网络虚拟财产法律纠纷的法律制度支持足够充分。网络虚拟财产权物权说和债权说的争议是与民法规则的设计或适用不直接相关的纯粹民法学问题,且属于纯粹民法学问题中的解释选择问题。网络虚拟财产权债权说更易于与债权、物权的既有通说观点相协调,解释成本较低,网络虚拟财产权债权说还能就网络虚拟财产司法实践中安全保障义务的解释论的完善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持。我国民法典总则编应该将网络虚拟财产确定为民事权利的客体,民法典继承法编应该将网络虚拟财产明确规定为遗产的范围。
从分散治理到协同治理:社区治理多元主体及其关系构建
胡小君;社区治理作为微观层面的社会治理,有协同治理的内在要求。当前,城市社区的治理已呈现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状态,其中社区内设立的有执政党基层组织、居民委员会、物业管理机构、业主委员会、居民活动团队等,社区外介入的有上级党政机关、群团组织、社会组织、驻区单位、共建单位等。当前,多元主体在社区治理实践中处于总体分散、局部协作的状态。推进社区从分散治理向协同治理转变,需要确定社区治理体系中的枢纽型组织,由社区党组织和居民委员会交叉任职形成的党—居一体化组织具备了充当枢纽型组织的基本条件。在社区治理创新实践中,党—居一体化组织通过组织渗透和组织协调两种路径引导多元主体构建协同关系。党—居一体化组织应充分借助社区党员网络以及与上级党政机关的特殊联系,不断增强开放性、民主性、渗透性,推动社区协同治理的形成。
股权激励强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A股上市公司为例
倪艳;胡燕;随着我国资本市场更加完善,股权激励相关制度保障措施更加健全,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股权激励作为中长期激励的工具来降低委托代理成本,使员工与企业的长期利益保持一致,从而实现降低管理成本、提升企业价值的目的。选取我国2016—2018年成功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507家A股上市公司样本,对股权激励强度与公司绩效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股权激励强度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与限制性股票相比,股票期权的激励效果更优;在实施股票期权的企业中,企业绩效随股权激励强度的增加而显著提高,限制性股票模式下二者关系不显著;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股权激励强度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变化更加敏感;随着上市时间的增加,股权激励强度与企业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逐渐显著,上市时间对二者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为了降低企业管理成本,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需要合理设计股权激励方案中的激励要素,并根据企业自身特点慎重选择实施股权激励时机,这有利于企业用好股权激励这一长期激励工具。
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法律地位与民事责任
杨立新;韩煦;修订后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4条规定了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民事责任。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作为一种新型的民事主体,既不同于买卖合同中的卖方,也不是柜台出租人或居间人。当网络交易平台的提供者向消费者事先作出更有利的承诺,或当其不能向消费者提供交易平台上的销售者或者服务者真实的名称、地址和有效的联系方式时,应当承担附条件的不真正连带责任;当其明知或者应知销售者或者服务者利用其平台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却未采取必要措施时,与销售者或者服务者构成共同侵权行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中国党政干部晋升的政绩型体制
冯军旗;本文在1978年以来河南省中县干部晋升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党政干部晋升的政绩型体制。这种体制以政绩作为干部晋升的基础性依据,以政绩论英雄,凭政绩用干部,通过目标任务层层分解的政绩考核体系,把各级干部引入到晋升锦标赛中,从而把干部的晋升与地方的发展紧紧缠绕在一起。政绩型体制从干部的角度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高速发展提供了政治经济学的解释。
论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和利用
刘明阁;民俗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承是保护和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途径。在民俗文化的传承过程中,传承人包括广泛的社会群体,民俗物质层面的传承和利用必须把握适当的度,而民俗精神则是民俗类非物质文化传承的核心。怎样在利用中传承,在传承中保护是一个两难的问题,民俗文化在产业化过程中必须保持民俗的核心要素。而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是一个系统工程,政府部门、教育文化界、社区群众等齐心合力,才能把民俗类非物质文化的传承落到实处。
从分散治理到协同治理:社区治理多元主体及其关系构建
胡小君;社区治理作为微观层面的社会治理,有协同治理的内在要求。当前,城市社区的治理已呈现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状态,其中社区内设立的有执政党基层组织、居民委员会、物业管理机构、业主委员会、居民活动团队等,社区外介入的有上级党政机关、群团组织、社会组织、驻区单位、共建单位等。当前,多元主体在社区治理实践中处于总体分散、局部协作的状态。推进社区从分散治理向协同治理转变,需要确定社区治理体系中的枢纽型组织,由社区党组织和居民委员会交叉任职形成的党—居一体化组织具备了充当枢纽型组织的基本条件。在社区治理创新实践中,党—居一体化组织通过组织渗透和组织协调两种路径引导多元主体构建协同关系。党—居一体化组织应充分借助社区党员网络以及与上级党政机关的特殊联系,不断增强开放性、民主性、渗透性,推动社区协同治理的形成。
数字经济、就业与劳动收入增长——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罗小芳;王素素;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与产业融合催生了数字金融、远程教育、在线医疗、平台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速改造传统产业,重新塑造行业企业的竞争优势,深刻影响着社会就业与劳动者的收入增长。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最高,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均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整体而言中国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仍然较低。数字经济能够提高劳动收入,对不同群体的收入增长均有促进作用,对低收入群体的劳动收入提升作用更大。不可否认,数字经济对于各群体的收入均有正向影响,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更大,这意味着数字经济表现出一定的普惠性,有利于缩小劳动者的收入差距。提高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府要发挥引导与帮扶作用,加大数字基础建设投入和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入,加强产业与数字技术的融合,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发展。
消费意识形态:符码操控中的真实之死——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解读
张一兵;"消费社会"并不是鲍德里亚的原创,这是列弗斐尔和德波已经涉及并都有批判性论述的问题。鲍德里亚在1970年完成的《消费社会》一书中的新观点,是提出了消费意识形态批判,而且,他通过消费品之间存在的暗示性意义链第一次说明了资本主义消费关系中的符码控制,特别是广告景观中的无动机驱动,由此,揭露出资本主义消费社会更深层次的奴役和统治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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